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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13章 风浪海上陶瓷路（第1页）

小梦石打开穿越号机器人手机的穿越功能，沈聪明编辑、李任惠科普作家、于张喜文史作家、齐红霞特警、沈琳特警，红学家范想林、考古学家张洪德、神话学者夏青、刘媛媛编辑、程萍编辑、林燕子舞蹈家等，纷纷打开魔衣与魔幻背心的穿越功能，他们穿越来到了南海梦想科考艇上。

小梦石建议：“各位爷爷、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，能够讲述风浪海上陶瓷路的故事吗？”沈琳特警人称计算机姐姐，是海洋奥秘探索行动组青少年志愿者的辅导员，她提议：“我们一起来讲述故事好吗？”

小燕子说，我先讲述一段故事，在古老的岁月长河中，一条神秘而伟大的贸易通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逐渐形成，它被后人称为“海上陶瓷之路”，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纽带。这条道路萌芽于商周，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，在秦汉时期初步成型，到了唐宋时期走向兴盛，在明清时期又经历了转变，成为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。

喜欢出风头的小聪接着说，唐宋时期，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显著进步，海上贸易迎来了极为繁荣的景象，呈现出“舶交海中，不知其数”的盛况。彼时，商贸航线大多从中国南部沿海口岸出发，沿着“海上夷道”前行，途经马来西亚，穿越马六甲海峡，最终通往阿拉伯、波斯等国家，实现了广泛的对外贸易。而南海诸岛，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成为了中国船舶在这条贸易之路上的重要驿站。

考古学家张洪德提醒说，龙泉窑，作为宋代八大窑系之一，在海上陶瓷之路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自北宋以来，尤其是南宋后期到明中期，龙泉青瓷成为了当时最为主要的贸易产品。龙泉窑的生产历史源远流长，1976年查田下堡出土的南宋永初元年墓葬品中，就有“鸡首壶”等8件灰胎青黄釉青瓷，这无疑证明了早在三国两晋时期，龙泉地区便已开始零星烧制青瓷。

文史作家于张喜说，唐末五季之乱，北方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乱，大量北方士人纷纷南迁，来到龙泉瓯江沿岸的盆谷间定居。北宋元丰年间成书的《元丰九域志》已将龙泉称为望县。这些迁入龙泉的人，大多来自中原或经浙北、浙东余姚一带辗转而来。例如，管氏在唐末从金陵（今南京）经江浙迁入龙泉石马岗；季氏受钱王命镇守栝苍，随后迁至龙泉蜚溪；吴氏于唐末从余姚迁至龙泉松源乡；鲍氏同样在唐末从余姚迁至龙泉黄南。

博学多才的神话学者夏青教授说，正是在这一时期，龙泉窑开始了规模化的烧制进程。特别是从余姚迁到黄南鲍家庄的鲍氏家族，与钱越王朝关系紧密。据明成化《处州府志》记载，鲍彪为“忠壮公君福之裔”。近年来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少带有鲍氏铭文的瓷片。

张洪德教授说，1988年，上林湖荷花芯唐代窑址出土了一个环形垫圈，上面刻有铭文：“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，不得滥将恶用。”这充分表明，余姚鲍氏一族早在唐代就已参与到官窑的烧制工作中，可见其家族拥有烧制官窑的传统。再加上龙泉当地得天独厚的优质瓷土资源，鲍氏家族利用自身优势在龙泉设立官窑烧制青瓷，并将其进贡给吴越钱氏，这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
文史作家于张喜说，庄绰在《鸡肋编》中也有相关记载：“处州龙泉县……又出青瓷器，谓之秘色。钱氏所贡，盖取于此……”此外，近年出土的一件淡青釉罐，其外壁釉下写着“天福元年，重修窑炉，试烧官物，大吉”字样，这进一步证实了五代时期确实存在官窑烧制，而这一时期也是龙泉窑规模化生产青瓷的初期阶段。

王可博士对古代历史有研究，他说，两宋时期，龙泉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，这些富有文化底蕴的仕宦家族对青瓷产品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。在大窑等地发现的张氏新窑、叶宅新窑以及窑匠李氏、管氏、何氏、姚氏、季氏等相关铭文，充分说明龙泉各世家大族都积极参与到了青瓷的产销环节中。这也正是龙泉青瓷在宋代能够迅速形成自身独特风格、实现大规模生产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，进而成为著名窑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梦弟对穿越号机器人手机求援，说：“快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讲?”机器人手机发声，梦弟照着讲述，随着这批士大夫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，他们以龙泉为根基，凭借外出仕宦所积累的影响力和家族实力，进一步提升了青瓷的知名度，迅速扩大了青瓷贸易的范围，使得青瓷开始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。近代以来，在非洲、中东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五代时期的青瓷碎片，其中部分与越窑青瓷极为相似，经考证，这些正是龙泉青瓷。

张洪德教授说，北宋时期，龙泉窑的海外贸易范围已广泛覆盖东南亚和非洲地区。例如，在菲律宾出土的北宋多管瓶，以及东非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刻划花碗、荷花碗等，都见证了当时龙泉窑瓷器在海外的流通。随着贸易量的持续增加，原本“暗崖积石，相蹙成滩，舟行崎岖，动辄破碎，盖尝变色而惴栗，失声而叫号”的龙泉溪，已无法满足青瓷贸易日益增长的需求。北宋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龙泉县令邱括主持了龙泉溪的疏浚工程，该工程历时长达6个月，整治了八十余处险滩，最终使得河道变得畅通无阻，“尽成安流，舟昼夜行”。自此，龙泉溪宛如当时温处间的“高速公路”，其通航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，青瓷贸易量也随之成倍增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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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至明初这段时间里，龙泉窑的烧制技艺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瓯江两岸窑火通明，烟火林立，龙泉境内的窑址多达390多处，龙泉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。瓷窑遍布金村、小梅、官桥、查田、茶丰、道太、安仁等瓯江两岸的码头。龙泉肩负起了当时对外运输的重任，瓯江上呈现出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，这一繁荣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。在北宋早期至南宋晚期再到明中后期约600年的漫长时间里，龙泉窑始终是全国最大的瓷器出口基地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“******”的内陆起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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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太仓海运仓遗址、温州朔门古港遗址、福建和宁波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中，均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碎片。在新安沉船、南海一号沉船以及福建、东南亚等多地的沉船考古发掘中，更是发现了大量的龙泉窑青瓷产品，其占比最高可达70%-80%。明初，朝廷实行海禁政策，尽管通过朝贡体制，中国仍可与琉球、占城等国家进行朝贡互市，但这种近乎配额制的朝贡贸易，根本无法满足全球对龙泉青瓷的旺盛需求。以至于琉球使者在来华期间，甚至不惜冒着风险，私自前往龙泉购买青瓷。例如，明永乐二年（1404）就有使者“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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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宋至明中后期约600年的时间里，龙泉窑在全球瓷器生产与贸易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。不仅如此，由于贸易交流的频繁开展，还带动了技术层面的交流，东南亚、中东等地的制瓷业也受到了龙泉窑的深刻影响。作为当地与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，当时的地方政府对龙泉青瓷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。特别是在朝贡互市的洪武年间，政府深度介入青瓷航运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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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处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韩时中，洪武末同知，廉洁公平。督运海舟青器，措置得宜，民心悦服。”这表明当时的青瓷航运并非由龙泉本地管理，而是直接由处州府的副手同知负责管辖，如此之高的管理级别，充分体现了当时地方政府对青瓷贸易的高度重视。即便在龙泉青瓷逐渐走向没落的明成化年间，龙泉窑冶税收仍有钞13777锭2贯775文、铜钱137976文，这一税收数额是当时龙泉较为盛行的铅冶课税的23倍之多，从中足以看出龙泉青瓷强大的财富创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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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量的贸易为当地创造了巨额的财富，金村、大窑、小梅、大梅、黄南一带人口稠密，文化昌盛。大梅等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传说。在宋代至明初，从官桥码头到大梅，一直到大窑，沿途皆是房屋，街道长达十多里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笼。传说当时大窑出了一位娘娘，乘船回娘家时，船行至官桥码头已是夜晚，娘娘与随行人员正是借着灯笼的灯光才得以顺利走到大窑。